从宋人王应麟到今人钱文忠
七百年《三字经》的三次传播高潮
仁奎（书评人）
一部童蒙读物《三字经》经历七百年流传至二十一世纪之时，有两件事情值得重视：其一，关于《三字经》为谁所著的“历史公案”有了新的说法；其二，在大众传媒的高度昌明发达的今天，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下，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所讲所著的《钱文忠解读<三字经>》一书，使这本童蒙读物在七百年中国历史的坐标系内进行了一次最为广泛的大众传播。其实这本小书，在我们曾经已知历史的各个阶段都未能进入主流童蒙读物的行列，尽管有着如此“不入主流”的际遇，也并未影响该书数百年来在民间及社会各个阶层中受到普遍推崇的实际状态：探其究竟，与历史上的两个人是分不开的，其在历史中的两大重要时代分别对《三字经》进行了最大化的传播与推广。一是王应麟，二为章太炎。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则在信息自由化与经济全球化的现代背景之下，借国家电视台和现代出版业的强大平台，对《三字经》进行了第三次也是目前为止最大一次的大众推广传播。
钱文忠完成《三字经》第三次传播
长达7个世纪的研究，人们迷恋对《三字经》的作者考证、文本研究和内容增补工作，却忽略了《三字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700年里的流变与传播历程。2009年，于《三字经》而言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三字经》于此年终于完成其成书以来最大一次的民间传播，也即大众传播。
2008年末，作为开利用电视手段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先河的央视名牌节目“百家讲坛”遭遇了自创办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关于收视率的质疑：先是有媒体直指节目收视率高台跳水，进而推导出“百家讲坛”“离死期不远”。就在这种判断几近成为“百家讲坛”在媒体上的一统形象时，钱文忠带着《三字经》信步走上“百家讲坛”，并以居高不下的收视率一举挽回“百家讲坛”看似“离死期不远”的局面。
与“百家讲坛”重磅推出钱文忠解读《三字经》之举共同进退的，则是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和操盘《于丹<庄子>心得》相同，在节目尚未播出之前，该社便以“首印百万册”的手笔拿下同名图书《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的出版权，这一脱颖于多家出版社的惊人动作让出版界再次震惊。
这样的震惊不无道理：截止目前，能让出版社动辄开机百万的作者屈指可数，钱文忠这样一个大学教授凭借这本小书，何以能承载百万的首印数量，理所当然成为出版界关注和震惊的事情。而种种猜测都在该书首发后的一幕幕市场反应前停止了：2009年2月28日，该书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的首发引爆了牛年书市第一波热浪。与其他图书签售的读者群不同的是，《钱文忠解读<三字经>》掀起一股“学养悦读”的浪潮。据悉，当天带着孩子加盟签售队伍的读者占全部读者三成，甚至有准妈妈为腹中胎儿虔诚地求得一书；同时还有近三成读者是来自北京各高校的大学生，甚至出现一个同学为全班的同学买下这本图书的场景。
随后，钱文忠及其新书在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四川、重庆、辽宁、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山东等地掀起一股《三字经》的“学养悦读”热潮。
自此，在国家级电视媒体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下，《三字经》通过钱文忠教授之口之手，在700年的历史长河中完成了一次最大范围的大众传播。看似一系列的出版专业动作，实则对《三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一步。试想，在今天信息爆炸且泛滥的现代生活中，读书对很多人来说已然是一件渐渐淡出生活边缘的活动了，更遑论《三字经》这样的传统小书？
传统文化与经典的绵延不绝，正是需要这样薪火的代代相传。事实上在《钱文忠解读<三字经>》之前，关于这本经典小书的大众传播也曾经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次是王应麟，一次是章太炎。
史料新证： 王应麟是《三字经》的首次大众传播者
２００７年初，宁波和广东顺德因为《三字经》作者到底是王应麟还是区适子而进行过激烈的争论。2009年4月，宁波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如安在学术期刊《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历史上最早记载〈三字经〉的文献——〈三字经〉成书于南宋中期新说》（以下简称《新说》）一文，用史料考证把《三字经》史载历史提前400年，并指出《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应该在南宋中期，该书作者显然不可能是王应麟，更不可能是区适子。
关于《三字经》作者的说法十分驳杂：一说是被普遍认同的宋末元初学者王应麟：清代学者夏之翰在为王应麟所著的《小学绀珠》序言中写道，“吾就塾时读三言之文，不知谁氏作，迨年十七，始知其作自先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赅也。”这也是王为《三字经》作者的最早文字记载；二说取自明末人屈大均，他在《广东新语》中这样记载，“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三字经》为隐居后作。”其它说法更多出于考据学，比如清代也有人根据《三字经》里有“魏蜀吴，争汉鼎”的话，同王应麟所著《困学纪闻》中尊蜀抑魏立场不符，以此作为其作者不该是王应麟的证明。也有人根据《三字经》里叙述史实时存在行文不严密之处，将其与王应麟博学严谨的治学态度相比较作结论；尽管《三字经》的作者之争至今还尚未形成定论，然而由清朝至今，多数人坚持王作之说，坊间出版的《三字经》也都署名王应麟著。
对《三字经》真正作者的争议，另不乏有意思的猜测：大意是其作者必为王应麟，只不过平时行文风格太学究，突然写出这样小孩子模样的文章，怕是一时间不太愿意承认，也就以匿名的形式掩盖过去，没想到流传的速度倒也快，时人纷纷翻印，教育自家的小孩。
这样的猜测倒也不是没有可能：其实自古即有大学者为儿童写作蒙学教材的传统。李斯撰有《苍颉》，司马相如著《凡将篇》，扬雄、班固作《训纂篇》及其续篇，蔡邕作《劝学》，周兴嗣次韵《千宇文》，朱熹编《小学》，可谓代不乏人。考察王应麟著作，可知他对蒙学教材的注释和研究是下过大功夫的，著有《蒙训》70卷，《小学讽詠》4卷，为《急就篇》作过补注。同时他还亲自编写了《姓氏急就篇》、《小学绀珠》等蒙学教材。在他编的著名类书《玉海》中，也辑有蒙学方面的内容。
王应麟生于朝政混乱的南宋末年，更受尽政治排挤，学术成就却极其巨大：曾担任过扬州教授、沂靖惠王府教授和皇帝侍讲，亦有过教书经历。这或许同他热心蒙学教材的研究及著述有关。由此其著《三字经》的可能性为最大。只是《宋史·王应麟传》所列的众多著作中，未见有《三宇经》；但同时也没有更多材料排除区适子作之说。或许区著有另一本《三字经》未能传世亦未可知。又近人发现南宋人陈淳用三言写成的《启蒙初诵》，以“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开篇，其后跟随“性相近，君臣义，父子亲，长幼序”等语，和《三字经》似有异曲同工之处。或许《启蒙初诵》后来经王应麟改订，从此便沿用《三字经》之名流传开来。
而对《三字经》作者为广东顺德区适子之说，广东学者李健明也有自己的发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发现用广东话诵读《三字经》朗朗上口更押韵，即怀疑《三字经》系广东人写就才会有粤调，于是开始对此书作者的考证。经历１３年之久的研究，从明代《广东通志》到顺德历代县志，从咸丰年间顺德籍探花李文田作注的《三字经句释》实物印记以及传说、音韵等可信论据获取证明，《三字经》作者确为佛山人区适子。
2009年，宁波大学教授张如安又于第3期《北京大学学报》发表其最新研究成果，文章指出，“南宋慈溪人桂氏《家训》第七条云：‘为祖父者，要拣择好先生教子孙初读《三字经》、《状元诗》、《杜诗》、古文……’。”这一信息的发现，使现知《三字经》的文献记载由明朝中叶即刻推进至南宋中期，整整提前400年之久。张教授对桂氏《家训》的真实性进行了考察：《家训》本身传承有序，其真实性无可怀疑。他经过考证，认定《家训》是南宋嘉定时期的作品。
于此，一篇新说是否证明王应麟抑或区适子与《三字经》的关系荡然全无？其实并非如此。这牵出本文要着重阐述的另外一个话题，在历史的各个朝代均不入主流的《三字经》何以千年传承不衰？答案是这本小书在历史上的特殊阶段，有人进行了大众化传播。王应麟是该书成书后第一次大规模大众传播的始作俑者。
只是不管王应麟也好，区适子也罢，在《三字经》的传播历史上，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担当一次大众传播者的角色。
章太炎掀起二次传播 完成《三字经》由古及今之过渡
《三字经》的确继承编写蒙学教材的历史传统：集中了从《急就篇》、《千字文》到《三字训》的所有优点，就内容及语言技巧而言，《三字经》的编写都十分高明：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后来居上，成为我国古代蒙学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因此这本《三字经》完成不久便很快流行开来：从元明到清末民初，不仅有各种注释本，还有配以图画印刷精美的版本，更有供兄弟民族儿童使用的满汉对照本及蒙汉对照本。而《三字经》的写法也被移植到其他领域，如《时务三字经》、《历史三字经》、、《地理三字经》、《医学三字经》等等。
元初编就的这本《三字经》在流行过程中，不断有人对其内容加以修改，更涌现过不少的改写本。如明末黄周星的新编《三字经》，道光间连恒的《增补注释三字经》，光绪间焦轩氏著，王晋之、张谐之重订的《广三字经》，以及后来章太炎的《重订三字经》等。其历史部分先后几次补进了近现代的内容。其中又以章太炎之修订影响最为深刻。
章太炎的《重订三字经》作于1928年。当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很是时髦，甚至影响到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而同时代以胡适、钱玄同和刘半农、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分子，以坚决铲除旧思想和文言文的行动，带给当时中国社会一场不小的震动。作为宣扬孔孟等封建思想为主的《三字经》更是作为被批判的重点对象，尽管支持并参与了维新运动，早年还流亡到日本接受过一些西方式的教育，章太炎先生对《三字经》的维护几乎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不仅没有像刘半农那样将文言文定义为死人的文字，反而亲自修订、大力推崇《三字经》：“其启人知识，过之《急就章》与《凡将篇》之比矣。今之教科书，固勿如《三字经》远甚也”。
此外，章在《重订三字经·题辞》中又说，“若所以诏小子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勿如《三字经》远甚也。间常举以语人，渐有信者。然诸所举人事部类，其切者犹有未具，明清人所增尤鄙。于是重为修订，所增入者三之一，更定者亦百之三四，以付家塾，使知昔儒所作非苟而已。”
尽管言语中能看出章对当时新式教科书的一味追赶时髦，但其对于民族特色丢失的忧虑心情，且提出继承传统蒙学教材的优良传统问题更带有前瞻意味。而他在保留旧本《三字经》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融进现代科学知识所做的重订工作，虽其言流露些许旧情绪，更存在无法与封建思想划清界限的顽疾；但对其“重订”工作所做出的努力，特别是在以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白话文运动倡导人面前，对于古代文化传统近乎卫道士的坚持和保护，亦不能将其所为一概否定。修订后的《三字经》当时于各地报纸多有刊载。7年后（1935年）成书出版时，因时局变化使个别句子显得过时，例如省份建制由22个增为28个，这也于书后附注中由山西书局做出说明。
钱文忠再讲《三字经》 竖起将传统经典回归大众的里程碑
按照学者止庵先生对经典的判断标准，一是能够“历久弥新”，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早在100年前就已经漂洋过海、加入联合国《儿童道德从书》之列的《三字经》，将其称之为经典更绝不为过。而由宋流传至今的七百年间，这本千言小书在历史的各个阶段都未能进入主流童蒙读物名列，而这种“不入主流”的际遇却从来未曾影响该书在民间及社会各个阶层中受到推崇和关注的实际状态，这一值得玩味和深思的现象，除与王应麟和章太炎符合普世价值传统的编写修订之外，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钱文忠教授借国家最具影响力的电视媒体，以及民主法制出版社强大的支撑平台，也才有《三字经》第三次、也是目前最大一次的大众传播机会。
如果说于丹是靠大打情感体验牌发家，那么钱文忠要显得小心翼翼的多：2007年开讲“玄奘西游记”，凭借其深厚的梵文功底和学识涵养征服一批批观众；2009年再登讲坛居然选择童蒙读物《三字经》作为讲座底料，少了解读玄奘时的挥洒自如，反倒增添些许谦卑态，后遍查资料也才发现，和观众们普遍看待《三字经》的态度相似，钱文忠自己对于《三字经》的看法也经历过一次彻底转变的波折：“起初我四五岁读《三字经》并没觉得什么，更没读出个子丑寅卯，而栏目组提出让我解读的选题，我也并不觉得其间会有什么难度，直到真正进入研究备课的阶段才发现，《三字经》中包含的知识点以及为人处世的原则等等实在太多，很多我误以为的典故原来并不如我所想。那么将历史原貌最大限度的还原，也是我作为学者最重要的责任之一。”
钱文忠如此的自我剖析尽管有些谦虚，对于经典始终怀有的敬意和尊重不可否认，但他个人对于《三字经》现世传播的最大贡献和意义并不仅仅于此：从童蒙识字、沿袭家规教养的基础读本，到章太炎对古代文化传统遗产的极力保护推崇，将《三字经》这一备受轻视的千言小书得以在掌握华语权的知识分子、学者中“重见天日”，再到
钱文忠以今日观点加以解读，才真正完成将传统经典回归到广大读者观众之中去的传播历程。
除将《三字经》再次带回大众视线之外，钱文忠更打开一扇通往童真阅读的大门：有这样一个统计，具有较强购买力的、25至35岁的读者购买经管类图书的比例超过10%，尽管正处于职场中的第一个十年，学习型阅读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其他年龄段的群体多数会报以功利性阅读方式，这也正是目前国人读书消费的主流趋势。
久经不衰的名著、青春作者的残酷物语、新锐作家的新奇之作…书越读越多，读书的目的也在分分钟增加：为了考好试，为了找灵感，为了炫耀涉猎…阅读开始如同街边便利店24小时供应的啤酒，想要就有了。只怕，在经历了人生的无数次阅读后，我们一样迷茫了，阅读到底是为什么。
所以，钱文忠放下了他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的身段，慢慢带我们回到童真阅读时代，就像小时候我们享受着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简单童谣式的欣赏、体会，“姜太公看到来了一个小兵，理都不理。他是要钓王侯不是要钓小兵，所以只顾自己钓鱼。”看到《三字经》里这样的趣味解说，谁还不曾生一颗想要回到童年的心？
而坚持逐字逐句的文本解读，更在某种意义上缩短了这一流变历程：对于观众而言，玄奘是陌生的属于专业领域的，可以参与其中的机会并不很多；而《三字经》不同，它是熟悉的，更是谁都有任意解读和评论可能的，一旦有了可以参与的互动，观众的积极性及阅读快感也被完全调动，而古代文化的传统经典也因此于无声无息之中悄然传播，所谓“润物细无声”，大抵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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