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如梦寐——读《日志中国》

                                                 韩慧强

《新京报》以日志的方式回望中国近三十年历史发展的脚步，不禁令人联想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写作的那部构思新颖的特写集《我的世纪》，两者都是有意将一个较大的历史跨度容纳于方寸、咫尺，使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个浓缩的亲切的感受，鉴往知来。是的，如果你恰恰处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如果你亲见亲历了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这些感受或许并不仅仅属于你个人。1900年，君特·格拉斯以瓦德西将军的部下的身份到了中国，用洋枪洋炮打垮义和拳、大刀会之类的抵抗，在前门广场割一根中国人的辫子留作纪念；1933年，希特勒上台，一支支冲锋队便出现在德国的大街小巷，他又亲历了一回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疯狂。这样的感受难道不该永远留在了一个民族的心灵里吗？

从1978到2008，我们亲见亲历了多少这样历史性的时刻？嗐，我们不都是仿佛一夜之间就跨入一个崭新的世纪了吗？三十年前，我们的一切政治、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都无一例外地在阶级斗争这个大框架下进行着。当时，我本人也在京城里一家面粉厂码面袋，想着有朝一日能被厂里推荐去读粮校。前一年的五一，内部已纷纷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可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哪儿敢相信。结果，厂里三个参加高考的人都错过了头班车，到了第二年才走出工厂，各奔前程。正如本书主编戴自更先生在序中所言：“毫无疑问，1978年是我命运的转折年。”整个共和国的命运也因这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生了根本改观。

的确，仿佛一夜之间，承包两个字成了所有报纸最常用的词汇；仿佛一夜之间，邓丽君、罗大佑的歌声响彻了国内的大街小巷；同样仿佛一夜之间，关闭了数十年的国门也向整个世界洞开了……

如果说我们一般人感受到的是时代的洪流，那么，洪流之下还有深层次的潜流。《日志中国》除了一一回放那些浓缩了的历史时刻，另一个着眼点就是回过头来采访当事人，重说、重现那些时刻背后的故事。1980年，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因含有傣族妇女裸体沐浴的部分，曾一度被遮蔽；1983年，唐大禧的裸体雕像《猛士》被斥为下流、有伤风化，艺术家本人也因此而险遭不测；1983年，电影《原野》因女主角胸前的一枚纽扣开了而被查禁；1989年，放映《寡妇村》的影院纷纷打出“少儿不宜”的招牌……这中间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内幕！

在2月26日的日志中，记者追忆了蒋介石庐山讲话的照片第一次在军博抗日战争馆展出的一幕与影片《血战台儿庄》的拍摄。著名军旅导演杨光远回忆说：“看到蒋介石庐山讲话的大幅照片出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他正在筹拍《血战台儿庄》，而八一厂是不大可能同意拍这部片子的，他只好找到了思想较为解放的广西制片厂。片子出来了，仍少不了“明眼人”出来说话：蒋介石在川军将领王铭章牺牲后掉了眼泪，这是不是太过分了？整部影片怎么没有一面党旗、军旗？后来还是杨尚昆同志说了一句话：这是国民党的抗战，能出现红旗吗？这部首次表现抗日正面战场的影片总算过关了。

在2月29日的日志中，原中纪委干部杨筱箴回忆说，为摘去刘少奇同志头上“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他们前后翻阅了400多卷卷宗；而在“文革”结束，王光美同志刚刚走出秦城监狱，带着子女去探望陈云同志时，陈云即已表示：少奇同志这个案子是全党最大的冤假错案！这个案件牵涉到对“文革”的评价问题，也牵涉到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作用及评价问题，而当时一般人的头脑正受着“两个凡是”的桎梏。

尤其是书中有关小平南巡讲话的部分，原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回忆当时的情景：“八九年风波后，‘左’的思想杀气腾腾，有人公然提出和平演变的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而理论界也开始讨论深圳的改革姓社姓资的问题，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小平同志的这次“私人之行”实在给许多处于改革风口浪尖的人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事实上，小平此次南巡有六次讲话，当年唯一被允许采访小平同志的记者陈锡添不无感慨地回忆说：当时的思想仍不够解放，写新闻稿时把小平一些看来颇为敏感的言词隐去了……

流年暗换，世事沧桑，30年一转眼就过去了，仿佛一切都成了前尘旧迹。唉，莫说三十年光景，就是眼前的刹刹那那，何物不在生生灭灭。然而，毕竟历史上的某些时刻永远不应忘记。